企業的培育由個人累積而誕生，企業發展壯大由企業累積而擴大再生產，而非金融杠桿化。金融杠桿的根本目的是讓不能做企業人的資本集合給企業家從而共享成果，增加社會福利。企業家同樣有能力大小之分，不是每個企業家都有能力做大企業，或無限做大，超過其所能控制的度，便是金融資源浪費，往往還把原企業也拖死，造成社會資源巨大浪費。金融杠桿化發展企業將走向兩個方向，一、直接融資。因企業缺乏實體性本質性，如核心技術、市場、企業文化、團隊同心同德化、管理水平等的成熟度不高，企業經營不好，投資人得不到應有投資收益，久之，投資人用腳投票，投資便漸轉變成投機，最“風光”的表演就是如中國股市的炒作概念，沒人真正投資企業，見好即投，稍差即退，而企業的投資、回報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企業必須有長期穩定資金，時進時出的投機，企業是無法經營發展的，為了穩住原投資人，企業便走短期化迎合投資人，最終是企業家與投資人都變成投機者。這是與股市資本市場初衷——企業發展搭建的融資渠道，讓社會投資人共享企業成果——背道而馳的。時下資本市場戲謔為社會缺乏成熟投資人，其實更重要的缺乏成熟的企業家。企業家是主導，社會投資人是從屬；二、企業高杠桿化，大量的財務成本擠占了企業正常利潤，難于形成擴大再生產資本積累，企業只是為銀行打工，變成銀行代工企業，企業自我擴大再生產能力衰死，銀行業利潤豐厚，社會資本出于天然趨利性，蜂踴進入，金融業膨脹發展，實體經濟衰竭。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就是銀行家們為了解決信貸風險，把非優質資產證券化，通過證券機構等中介機構“優質化”，利用民眾信息不對稱，再兜售社會民眾導演的結果。這個過程最賺錢是金融，加劇了財富集中貧富不均，華爾街賺走美國絕大部分人的錢而社會躁動，美國人疾呼美國經濟空心化危機。三、企業高杠桿化另一個后果是全社會人誰都可以做企業，做大企業，靠的概念，運作，編講故事，并不需要真正知識、貨幣與人力資本、企業文化的培育累積；因大部分投入非企業家資本，企業家投資風險很小，極大弱化風險意識。由此，全社會心理狂燥，導致兩種后果：其一，社會信任無以建立，也無人愿意去建立；其二，虛假無實就得靠宣傳鼓動，政治家擁有最大的能量，在政治家政績考核短期化量化情況下，與官員不謀而合，公權力便風生水起，一拍即合，腐敗變個臉孔愈演愈烈，如招商引資大量以優惠政策為愰的權力交易合規化。腐敗危害更大的在于使社會缺乏穩定預期，人們繼之變得焦慮恐懼；只要傍上官員賴上政府就能賺錢做大“事業”，人人不愿做長期持久的人力資本積累，反過來加劇社會浮躁焦慮，社會不可能長期穩定發展。企業家也投機化，實體企業成為投機家們工具化，逐漸社會實業精神蕩滌幾凈。宏觀沒有實業精神，微能便沒有工匠精神，企業就無以為繼。  

時下企業趨勢：大型化、空心化。大型化表現在企業無所不做，無所不包，不但做主業上下游，跨業更是一種時尚，做汽車做火車的做環保，做網絡的做汽車，做計算機的做牙科，一個原因就是利用品牌效應，或利用產業地位或國家中地位，壟斷新興朝陽產業的國家優惠政策，或通過造勢在資本市場畫餅圈錢。另一種是編個故事，社會募集，圈到錢一走了之。做得更“成功”搞資本動作，圈更大的錢，洗錢，最終人去樓空。

國家要改變跟發達國家攀比化，以總量等作為國家治理終極目標，回歸到社會教化，真正培育社會全群的自主自力能力，良好三觀上來，取消地方各級政府的經濟考核，政績量化考核，回歸到教民化民而育民富民“官本位”上來。古代官員有個信念，就是教化富民，做基礎性工作。看唐代常袞、韓愈。

韓愈于貞元十九年（803），因上《論天旱人饑狀》從監察御史被貶為連州陽山（今清遠陽山）縣令。陽山“窮科或搖扇，盛夏或重裘”，人們不知稅賦歲貢律令，人有隙即水源或飯投毒。韓愈到陽山第一件事在極短時間內恢復幾近不存在的官衙機構人員，繼之教化、訓誡。另一方面在縣城北怪石嶙峋荒草蔽目的“無名山”上，組織山民山種植樹種果，務農勸耕漁獵，極大地改善了當地經濟狀況。原來的“無名山”，山民們命為“賢令山”。韓愈在陽山三年，使當地人文、經濟都得到極大提高。

元和十四年（819），韓愈因上《論佛骨表》，由刑部侍郎貶為潮州刺史。大歷十四年（779），常袞由德宗朝宰相貶刺潮州，到潮即“興學教土，潮俗為之丕變”，創辦鄉校，開門授學。雖隨他遷任鄉校停辦，但當學風漸成。韓愈到潮不久便結識了潮州地區唯一經過鄉試甚至會試而獲得秀才功名的趙德，其祖父是常袞時學子，祖傳父，爺傳子而有潮州第一位秀才。韓愈結合他在陽山辦學經驗，吸取常袞教訓，舉薦趙德攝海陽縣尉，專管州學，韓愈他自己帶頭講課，且拿出自己的俸銀百千（即十萬），作為辦學和補貼學生伙食的費用。韓愈還“以正章為潮人誨”，即教潮人學國音，提倡語言規范化。潮州自韓愈興學后，歷代再無斷絕。到南宋一代，除州學、縣學外，潮州已正式設立韓山、元公二所書院。當時潮州人品約有十四萬余人，而每科參加考試的士子有時竟達一萬多，比例高達十四比一。登第進士從唐代的三名增至一百七十二名。韓愈在潮州僅八個月。

常袞、韓愈都是從高位一貶到底，且到南蠻之偏僻之地，不用說肯定對朝廷有怨氣，其《潮州刺史謝上表》全是諷喻皇帝的錯誤，但依然堅守為官之本，不失官之所職。他們這些工作不可謂貢獻不大，影響不深遠，遠比GDP、城市擴張率、城市美化重要，也實極易考核，但在現在眼里是無法量化無以為據，無法考核。其實中國人并不缺乏此智慧，只是考核人怕得罪當事者利益攸關人，不愿客觀去評價考核，只圖交差了事。  

2017-7-21  

附《參考消息》2017-8-21《中國向債務驅動的海外收購亮紅燈》文http://www.hqck.net/arc/jwbt/ckxx/2017/0821/253906_5.html